先父章次公，名成之，江苏镇江丹徒县人。我的祖父为前清秀才，曾去日本某士官学校留学半年，后参加江苏省新军第九镇，属于革命志士赵声（伯先）部下，任镇江象山炮兵营长，祖父也是同盟会会员，辛亥革命失败后即隐居乡里而后郁郁去世。父亲自幼遵行祖父庭训：①不要过问政治；②学好古文，将来从医；③要有强健的体格，练武习文。十二岁起由祖父亲授学习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等医书，后于1920年考入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，开始了漫长的从医生涯。
1925年父亲（二十二岁）毕业后，任广益中医院医生兼教学三年。在这三年中，父亲通过临床实践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，形成了用药泼辣的风格。处方以“简、便、廉”为特色，为广大贫困患者所欢迎。
父亲在校教书时深受丁甘仁先生的器重。丁师是江苏孟河人，和我们的故乡大港村相距不远。在清代，孟河名医辈出，马培之、费伯雄、余听鸿、丁甘仁诸贤纷纷著书立说，他们都能融经方、时方于一炉而又有自己的创见。父亲从孟河派吸收了丰富的营养。毕业后，父亲又师事经方大家曹穎甫先生。曹师对仲景之学研究有素，临证常用经方，风格泼辣，这些对父亲影响很深。但是父亲并不为二家学说所囿，锐意进取，不断创新，在学术上自成一家。
父亲离开广益中医院后，于1928年2月任上海世界红卍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，同年又与王一任创办了中国医学院，并亲授药物学。1929年夏与王一任、陆渊雷、徐衡之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，并担任教学工作，该院以“发皇古义，融会新知”八个字为院训，培养了一批中医后继人才，于1937年父亲开始私人开业，在私人开业期间，也招收了不少学生。
我是西医，对中医理论不甚了解，但我的师兄朱良春、费开阳、陆光莘、刘沈秋、蒋敏达、王羲明以及朱步先大夫等人常向我谈起父亲的学术思想，他们认为父亲一生悉心钻研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等著作，又广泛研究《千金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以及明清温热病学家等历代各家学说。师兄们认为父亲对中医学突出的贡献是融寒温二家于一炉，在温热病的辨证和治疗上展现了独特的风格。
纵观袓国医学的演变，父亲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宗仲景者，每歧视清代温热家言，而温热家亦诋毁经方，互相火水，历三百年而未已，其实均门户之见而已。”父亲认为“王旭高师法天士，于仲景书亦深达有得，故所著俱切实用。”先父治学，无门户之见，无派别之争，博采众长，力避其短。父亲认为温病学说是伤寒论的延伸与发展，不应划分鸿沟，他虽然批判清代苏医治热病有轻描淡写之处，但认为其用药轻灵亦颇可取，而注意保存阴液，增强抗病能力的方法是十分正确的。父亲治疗热病十分注意保护心力，这与吸取苏医之长有关。
父亲临床重视辨证，立法用药精专，突出重点，注重实效。剂量或轻或重，恰合病机。脉案格调清新，用辞洗炼。对胃病、痢疾等杂病及妇女月经病的治疗均有独到经验。尤擅长用虫药，如蜂房、蕲蛇之用于风痹；蜈蚣、全蝎之用于头风痛；蟋蟀、蝼蛄、䗪虫用于积聚、肿胀等。
父亲对本草有深入的研究，早年曾编著《药物学》，后大部分资料收入《中国药物辞典》。
父亲也是晚清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。太炎先生对歧黄研究有素、尤嗜仲景之学，其朴实无华的治学方法使父亲受益不浅，父亲后来在回顾这段学习历程时，曾说：“我从前问业于太炎先生的时候，先生指点我治医之余，如能对照印度因明学的方法研究仲景的辨证用药，可以更加深切。”先父书写的脉案之所以能用词简练，格凋清新，寥寥数语，直捣疾病的幽隐，是与他的医学、文学素养分不开的。太炎先生对父亲的文笔很欣赏，他见父亲的身体比较矮小，曾有“笔短如其人”之说，这是对父亲医案短小精悍的一个诙谐的评价。
父亲认为作为一名中医工作者，应具有广阔的知识面，认为：“为医者，仲景之书固不可不读，而于历代各家医集，晚近中外科技书籍，以及其他小说笔记之类，凡有关医道者，胥应浏览，识见广邃，而后临证辨证论治，自可左右逢源，得心应手。”例如先父治疗痢疾所使用的“通痢散”是从章回小说《镜花缘》中得来的。此散原名“治水泻赤白痢方”，是一张宣通积滞、顿挫泻痢之良方，这也可说明先父是善于博采众方的。
父亲对印度因明学及医学史均有深刻的研究。他曾说：“学问极则在舍似存真，因明一学，乃印度教人以辨真似之学也。吾国医学发明之早，比勘世界医史实居先进。汉唐两代，注重实验，已向科学之途迈进。金元以还，医家好以哲理谈医，以邀文人学士之青睐，于是玄言空论，怪诞不经，满纸皆是，亘千年而其流未患，其为害非浅鲜矣！近年以任医校教习，恐其毒侵入青年之脑府也，誓予剪辟，倡言革命，举凡明理之工具书籍，必介其阅读，今年更以因明律令以绳古人之医学思辨方法作临诊鉴别证候之初阶，深信舍似存高以范过误，非研求治学莫属也。”这些论述反映了父亲治学注重实际，不尚空谈。
父亲在教学工作中，对学生要求严格。主张理论密切联系实际，常选辑医案，加以按语，作为补充教材。既丰富了教学内容，又可作为从巧论到实践的桥梁。但学习古人医案时，父亲指出：“古人医案，多后生刊定，自诩著作者，皆不可恃，以作者自表功绩者多，讳言失败者尤多，医之学识有深浅，经验有多寡，终其身从不杀人误人者，不易言也。世宁有以文字自讼专乎。此有价值之医案所以少也。”父亲认为古人医案中，在治效方面有很多渲染浮夸之处，不能尽信，尤其失败病案，百难得一。因此，父亲在教学中，既说成功经验，也讲失败教训，尤将自己失误的医案，详叙始末，汇编成集，取太史公“人之所病病疾多，医之所病病道少”之义，名之曰“道少集”，既以律己，亦望他人引以为诫，公诸教学，不计毁誉。
父亲一生不好名利，对恩宠荣辱处之淡泊，在民族危难之际风骨铮铮，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。对劳动人民却表现了深切的同情，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维艰，父亲亲自体察到兵荒马乱之中的人民，有病得不到治疗，因而在上海私人开业的日子里，他每天规定时间专为穷苦人诊疗，不收诊疗费用。无钱买药者，也可拿着签有父亲名字的药方到指定药房去拿药，无需花一分钱，因而有“平民医生”之称。
上诲沦陷前，父亲曾参加由上海世界红卍字会医院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。1937年上海沦陷后随即私人开业。虽然当时我家生活十分困苦，但父亲仍严词拒绝了敌伪机构委任的重职。父亲说：“宁可全家饿死，也不当汉奸。”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上海滩成了美国人的天下。此时由于欧美文化的滲透，恐洋、崇洋之风其浓，很多人的想法里，既然月亮都是外国的圆，那么药丸就更是西方的灵了。国民党当局歧视中医，不扶持中医，反而采用了消灭中医之政策。国民党统治腐败，父亲对其黑暗统治深恶痛绝，因而他常在家里说：“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，中医如亡亦无天理。”
父亲富有革新创造精神，不厚古薄今，用于吸收新知，积极进取，提出对祖国医学的理论要加以整理和提高。他对五行学说有自己的看法，认为祖国医学自有它精深独到的地方，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。但中医的好处决不在于五行生克的理论方面，五行生克也指导不了中医的临床实践。他举例说明，中医用“大黄除实，当归止痛”是事实，这是根据五行生克的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的呢？还是遵循张仲景辨证用药的法则治疗疾病的呢？很显然，这与五行说完全没有关系的。在解放前，这种观点的提出，难免要遭到一些人的责难，父亲被骂成为中医界的“叛徒”。但父亲对此责骂处之坦然，并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，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，善厌人者必有厌于己（素问第三十九篇）。我自己承认是中医界的叛徒，但是叛徒的造成还是黄帝启示我的，你看这三句话不是极合理的吗？”解放后，父亲发表了《从太炎先生“论中医与五行学说”谈起》一文。虽然有些观点不一定正确，但父亲勇于探索，敢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。
父亲所处的时代，正值欧风东渐，中医界前途茫茫，崇古者固步自封，求新者标奇立异，中西医互相抵牾，父亲挺身其间，早年就曾提出“发皇古义，融会新知”的主张，认为只有中西医团结起来，相互学习，取长补短，打破中西医的界限，力求二者的沟通，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。父亲指出，“如果中西医依旧深划鸿沟，相互攻短，那无异是开倒车，阻碍医学的发展。”1928年父亲在任上海世界红卍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时，与当时的西医部主任、留德医学博士李邦政先生相处甚得，时相切蹉。早在三十年代末，父亲就遨请李博士于晚间在父亲的诊所里为他的学生讲授物理诊断、化验诊断、西医内科学等，开创了中西医互相学习的风气。父亲从中也学到了不少的西医知识，并写了一篇《中西医学名词对照》的论文。父亲认为中医治病，以四诊八纲、辨证论治为主，从整体着眼，这是中医的特长，如能运用现代科学的诊断方法，加强对疾病的认识，那就更加完善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更好地发扬中医学的长处，从而提高疗效。
父亲曾设想与陈端白、徐衡之先生合办一所平民医院，对各种病证皆用西医诊断方法，治疗仍用中医药，经方时方，民间单方，悉可釆用，以有效为依归。父亲认为这样才能使中西医案之优劣，胥于此中得一明白之结论。倘中医药竞奏全功，一人如此，十人如此，甚至百分之百如此，于是再推研药理，于是中医能治某病，能治者发扬之，不能者扬弃之，此之谓科学方式。”后因财力有限，未能实现。但父亲在临证时，遇有疑难病例，常请李邦政博士会诊，或进一歩作放射、化验检查，以明确诊断。这就是父亲所主张的“双重诊断、一重治疗”。
父亲常将中西医学理论在医案中合并讨论，对中西医理论进行印证与沟通，提出许多自己的看法。如谓：“大叶性肺炎，痰有铁锈色，系为循环郁血故也”进而推论：“麻黄所以为此症之主要药，即因其能亢进血压，消失郁血故也。”“物质属血，功能属气”，“心包者，实指中枢神经也。”“宣肺药多是祛痰剂，肃肺药多是镇咳剂”，“考月经不正常，恒能引起胃证候，古人用平胃散通经，即是此理。”“月经之生理虽在卵巢，亦受神经之支配，古人调经多用疏肝，意在调节神经”；“凡痛与带下，总是炎症。”诸如此类，在《章次公医案》一书中俯拾可见可见。
解放后，父亲在私人开业的同时，参加了公家工作，任上海市卫生局直属中医门诊所特约医生，并兼任了华东千部疗养院的特约医生，参加华东高级干部保健工作。1955年父亲应召赴京工作，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、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、亚非团结委员会委员。1958年兼任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，父亲还兼任保健局中南海保健医生，担负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。父亲除为周恩来、朱德、邓小平、贺龙、叶剑英、刘伯承等中央首长看过病外，还多次给毛主席看病。
父亲调京不久，参加了林伯渠同志的抢救工作，林老术后呃逆不止，病情十分危重，总理责成父亲为抢救小组组长，组成了抢救小组，经父亲治疗后，呃逆很快被止住，使林老病情平缓下来。总理得知此消息后十分高兴，会刚一结束就马上接见了父亲，给父亲深切鼓励。
父亲待人平易，没有架子，无论是高级首长，或是勤杂人员，均一视同仁。一天父亲外出会诊，部里的专车司机换了人，父亲就奇怪地问是不是司机换班了？替班司机回答说不是，而是老张司机病了。父亲对替班司机说，等我们会诊回来，就去看望老张。老张对父亲的主动诊疔，非常感动，此事也在部里传为佳话。
父亲常年患有慢性支气营炎，每遇冬季复发。1958年冬，父亲咳嗽加剧，并感腿痛，后经检查确诊为肺癌骨转移。1958年5月，父亲抱病坚持参加了全国第三届政协开幕式，会后即入院治疗。在住院期间，他密切配合治疗，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全身广泛转移所引起的病痛，亳不流露痼疾之痛苦，使经治医生、护士深为感动。虽经多方医治，终因无效于1959年11月6日逝世。父亲故世虽已近三十周年，但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！
本文摘自《国医论坛》，一九八八年第四期。【中医书友会（微信号zhongyishuyou）编校】